编者按：今天，微信上最火的话题，应该是一位《新京报》离职员工所写文章引发的大讨论。
这几年，因为媒体普遍经营不善，因为自媒体的冲击，曾被认为“无冕之王”的体制内的记者群体，开始加入失业大军，原来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在现实面前，越发贬值。
这是一个职业群体的集体失落。尤其对于那些上有老，下有小，“中年危机”的阴影飘之不去，挥之不散的中年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以，当一篇名为《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的文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出现，媒体人最脆弱的神经被拨动了，压抑已久的憋屈和愤懑，汇聚成对《新京报》的谴责。此后，《新京报》员工的自辩，以及权威媒体人士的评点，让我们看到了相同事件的不同角度。
本来，IT商业网也想间或性地在文章中发表观感，但又怕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最后还是觉得保留整个事件的原生态为宜，各种观感，孰是孰非，读者自知。
《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
付松
做了10多年记者，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在一张饭桌上结束。吊诡的是，这天又刚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多朋友询问原因，甚至到现在近两个月了还不断有人问，我始终没有作任何回答。前两天，我拿到了离职证明，我想是时候把这件事说个清楚明白，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待。
编委的邀约
事情得从2018年9月19日说起。这天上午11：25，新京报社编委涂重航老师给我发信息：您好啊兄弟，最近还常驻贵州吗？我们最近又在招人呢，说要在全国布点，设驻外的记者，你发一份简历，我让深度部核心报道的主编联系你。
当时，我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国内调查记者（驻外：贵阳），先后采写了周正龙、杭州保姆纵火案、人民币女孩石奶引、杨丽娟等调查稿件，这些稿件（单篇幅）24小时内在一个平台的阅读量均突破1000万，其中，《杭州纵火案保姆常开主人80万豪车 女主人与老公聊天记录曝光粉碎小三说》一文，当天为红星新闻的微博增加了50万粉丝，入选腾讯新闻年度突发调查新闻传媒赏，人民币女孩的现实人生获一点号/凤凰号深度报道榜第一名。
涂重航老师作为前辈，我十分敬重他。我把他的这次邀约看成是对我在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和欣赏。新京报承载了太多媒体人的梦想，我决定放弃现有的舒适区，但对于一个有家庭、老婆和孩子的人来说，首要确定的是能否驻外，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抛妻弃子的人。涂重航老师说，他跟社长总编谈过了，常驻外地是可以尝试的，但前提要到北京待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我可以接受，而且老婆也挺支持。春节过后，我飞了一趟北京，跟新京报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晚上，我们在离报社（幸福大街37号）不远的一家餐馆吃饭喝酒。一起聚餐的有涂重航老师，另外还有几个部门的主编、主任和编辑老师共计10来人。
二月的北京异常寒冷，风飕飕地刮，我穿一件黑色大衣，用帽子将自己的头裹得严严实实。在回酒店的路上冷得发抖，我站在马路上给老婆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定去新京报。
入职新京报
2019年2月27日，我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辞职，回家安顿好双胞胎女儿，就赶去新京报入职，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我被分配在深度报道部核心报道组。深度报道部副主编陈薇老师是核心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两个月的试用期没有任务（跟入职时人力资源的老师说的一样），之后每个月的任务是1.5条：一条核心报道（两个版），一条焦点报道（一个版），两个月后可以驻外。
尽管试用期没有任务，但我每天都忙着找选题，参加每周一次的部门会议，并及时把选题报给陈薇老师。两个月来，我出差三次，写了五条稿子，全部刊发于新京报或者新京报app、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上。这五篇稿子分别是:“两高”报告连续四年提冤错案件，民企保护成新重点（与人合写）、2位00后，平均23岁，那些无法归来的凉山救火英雄（与人合写）、揭秘假发村、关在铁笼里的自闭症少年、河南一基金会非法生意：多官员站台 集资款流入个人帐户（与人合写）。
第一个月，我收到工资494.31元，稿费2027.76元，第二个月工资708.60元、稿费10786.56元，虽然收入与入职前谈的数字有一定差距，但我想刚开始，等转正后就好了。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4月22日，我领到社保卡后，接到新京报人力资源张钰通知：你快转正了，请本周三（4月24日）之前到人力填写转正申请表。但因急着去河南调查黄河文化基金会非法集资，所以拖到4月26日我才将转正申请交给人力资源部的张钰。
出于对领导的尊重，这份转正申请在交给人力资源部的张钰之前，我先交给部门领导陈薇老师，她收到后回复说：“好的，我们商量一下吧。”
在去郑州的高铁上，我戴上耳机，将音量调到适度，边听音乐，边用手机查询有关黄河文化基金会的资料。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坐长途汽车先到南阳市，接着转车到邓州市。
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过，我坐在宾馆的床上给老婆打电话，说做完这个稿子，就可以回来了（因为已经到两个月，按照之前的约定，两个月后可以驻外）。
但没想到事情突然出现逆转。
突然被离职
我在邓州待到4月29日。这天上午，部门领导陈薇老师在小组群（新京报对每个选题都会建立一个群，由部门领导、编辑负责跟踪）问我选题进展，我简要说明这几天的采访情况，并告知还需要到郑州（基金会注册办公地在郑州，邓州只是其一个办事处），起底这家基金会和法人。陈薇老师却让我先把采访到的内容写成一条焦点，然后再看要不要继续深挖。
第二天（4月30日）中午，我把写好的稿子交到小组群，然后到旅馆对面的餐馆吃午饭。菜还没上桌，陈薇老师就在群里问我能不能在下午下班前赶回北京，她要跟我见面聊。我问她基金会的事还要不要继续做，她让我先回去，如果要做过完节再回来。
我告诉她，下班之前肯定赶不到北京。邓州没高铁，也没飞机，到河南省会郑州需要坐6个小时的汽车。我购买了当天下午两点过到郑州的汽车票，中途，我接到老婆的电话，她问我五一要不要回家。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家人了，尤其想念两个不到5岁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她们。
在我犹豫是否回家时，陈薇老师给我发信息，时间是4月30日下午6：31。她说：付老师你明天不回家吧，在北京吧。我双手握着手机，盯着屏幕，用简体拼音键入“陈老师，家人想让我回去，我也想回去看看女儿，过完节上班了再到单位见你”，消息还没发出，就弹出陈薇老师的信息：咱们约个时间面聊？到办公室，或者外面找个地方也行。
看来领导是非要跟我见面了。我赶紧把没有发出的字全部删掉，然后回复“好的”，并说找个地方请陈老师吃饭。“不用不用，应该我请的。”她回复。
当晚没有到北京的票，我只买到一张第二天（5月1日）下午两点过到北京的高铁票。我把信息截图发给陈薇老师，她立即回复：好的，那我们就改晚上见吧，7号线和14号线九龙山站有个商场叫合生汇，去那儿吧，晚上6点左右。
5月1日下午4:58，陈薇老师又给我发微信：付老师计划没变吧？我准备一下就出发了。
陈薇老师安排见面的这家店，位于商场的负二层，地铁站有一个口直接可以到，但我对北京不熟，所以绕了些弯路，到店已经是6：30。
见到陈薇老师时，她坐在一张独椅上，黑色双肩包挂在椅子上。我环顾四周，只有正对面有一个沙发，我有些不好意（沙发应该是领导坐才对）将背包放在沙发上并坐下。
作为领导，陈薇老师没有架子，点菜时还顾及我是贵州人爱吃辣椒，这令我感动。
点完菜，我杵在那里，不知道说啥。这时，陈薇老师开口说话了，付老师家是哪里的，之前在哪些媒体待过，来新京报有什么感受。我中肯地说了自己的感受，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好的地方和欠缺的地方，特别提到到新京报以后跟老师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业务上有很大提升。另外我还说了一些自己面临的困惑，比如之前在传统媒体时写稿子是一种风格，到了红星新闻后又变了一种风格，现在到了新京报又变成了另一种风格，但是不管怎么变，我还是坚持讲故事，讲好故事。
吃了两口菜，陈薇老师话风突变：我们对付老师的期望挺高的，作为第一个驻外记者，我们对付老师的要求自然更高。而且，自从驻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投简历都要求驻外，我们感觉付老师没达到我们的预期，虽然做了好几条稿子，这些稿子也都发了，但经过我们讨论后觉得付老师还是不太适合。
我一阵眩晕，瞬间懵逼，但我听明白了陈薇老师话里话外的意思，她是要我走。我也很识趣，没有想原因（当时那种场合也由不得我想原因），就说上班后第一时间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
“不用，付老师，不用那么麻烦的，我都把资料带来了。”说完，陈薇老师从背后拿过黑色双肩包，迅速将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三张（二张三张我记不清楚了）纸和一支笔递到我的面前，“付老师，要签字的地方都画了圈，付老师在上面签字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男人，当时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到底是为什么，或者问个清楚明白，我接过陈薇老师手里的笔，看都没看纸上面写了什么就签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在我把签字后的纸交给陈薇老师时，我留意了一下上面写有离职申请表几个字，其余部分全是空白。
陈薇老师后来在部门会上说，是我要求离开的，她还给部门的记者说不要受我的影响。
实话说，我完全可以不签字，一是在饭桌上不合适，而且陈薇老师只是部门负责人，按照流程，离职应该由我本人写申请，然后领导审批后交给人力资源部的人员办理。二是进入新京报期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三是在两个月试用期没有考核任务的情况下，我积极采访，努力干活，拼命写稿。
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对我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做什么样的选题，写什么样的稿子，我所做的全部选题，都是经过报社领导层层审批的。从始至终，也没有任何人说对我有什么期望。而且我和分管领导涂重航老师还有过几次交流，他都说刚开始，不要着急。
但我还是签字了，原因是我觉得就算留下来也没有意义。
这天晚上，我把离职的事告诉涂重航老师。这次，没有看到刚接触时他说的那声“兄弟”，他只是说：好的呀，无论在什么地方，继续加油啊！有需要的地方尽管说。
被离职的第二天，朋友请我吃火锅，不喝酒的我喝了不少，我借着喝多了躺在座位椅子上，眼泪突然哗哗哗流出来，我赶紧用双手盖住自己的眼睛，生怕被对面的朋友发现。
我难过，不是因为离开新京报本身，而是对新闻记者这份职业的不舍。我做了10多年记者，当初离开红星新闻，我纠结了很久，我选择离开不是说红星新闻不好，我在红星新闻过得很开心，跟领导、同事相处融洽。
而我选择去新京报，不是奔着钱（实际上记者这个职业本身也挣不到钱），而是想换一个平台，沉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写出能让人记得住的新闻作品。
但这趟北漂的列车，实在太过于短暂，甚至可以说刚开始就结束了。
而我一直坚持和追求了10多年的新闻理想，因这一纸离职证明，像一盆刺骨冰水浇下，从头凉到脚。（全文略有删减）
今天，《新京报》编委涂重航和《新京报》核心报道深度报道组副主编陈薇，分别就付松的离职，做了各自的陈述。
以下为涂重航的陈述
付松老师：
您好!因为离职的事情让您耿耿于怀，我个人向您表达歉意，没能最终成为同事，非常遗憾和不舍！
对付松老师和每一位离开的队友，我们都报以感谢和尊敬。我们都是怀着同样的追求走到一起，都知道做这一行的艰辛，愿意投身于此的，都是兄弟姐妹。
现在行业凋敝，人才流失严重，报社求贤若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为招人发愁。对于每一位加盟的同事，我们都以报以最大耐心和宽容，希望能携手前行。
付松老师是我们最后劝退的，做这个决定时很难受。特别是当时正好您在朋友圈里晒出两位双胞胎女儿，看了之后非常不忍心。但是报社和部门都有规章制度，我们都知道，如果一味感情用事，带不好一支猛虎一样的团队。
如今报社因为付松老师的一篇文章被人指摘，也成为公众关注之事，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些误解，需要再明确一下。
报社新入职的员工都有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是个双向选择过程。当时付松老师入职时我们有明确说明，两个月试用期间好好表现，无论工作量和采写上都尽量达到要求。但事实相反，您的第一篇与其他同事合作的稿件中，就存在摘录百度百科及网上的资料的情况。后来的稿件每篇都存在采访不足，出差十天的情况。每一次出差回来，部门主管和编辑都找您当面谈话，指出存在的问题，但收效甚微，在随后的选题监控及采访中没有太大改善。
其中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严重拖稿，并且已约定最后交稿期限的情况下，4月16日到4月18日上午，付松老师手机不接，微信不回，失联两天多。其中，部门发动前同事、现同事一起联系，最后付松老师发来微信说，“让大家担心了，因为写不出稿子，关机想静静”。为此，部门领导也提出过严重批评。
尽管如此，部门仍想给您最后一个机会，看您是否在临近试用期结束的最后关头，再把稿子做好。4月24日，部门安排一个选题，河南黄河基金会涉嫌非吸的调查。这个选题，付松老师去了河南邓州，采访了受害村民和一个镇上的宣传干事，稿子就无再往下突破，直到4月30日回北京。黄河基金会总部在郑州，发家地在南阳市，这两个地方付松老师都没有去探访，相关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也有详尽披露，但交回的稿子里，只有邓州一处的信息。为此，部门又另安排其他记者，再次前往河南，才将此稿补充完成。
我们这份工作还是一个手艺活，如果没有技术和用心真的做不好。也怪我们没有再进一步的循循善导，没有花更多的气力在您的采写过程中跟进指正，造成您这个结果，也是我们失职失责，再次向您道歉！
但作为一份工作，有严肃的纪律。在5月6日转正期限之前，陈薇想找您正式谈话，劝您离职。为了不失同事的情谊，选择请您吃饭面谈，是想保留一些脸面，没有想到反而成为被指责的主要原因，再此向付松老师道歉！也希望付松老师经过此事后，加倍努力，事业进步！
以下为陈薇“关于付松离职事件的说明”
2019年3月6日，原红星新闻记者付松入职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试用期2个月。因付松家在贵阳，入职时答应视其表现决定能否驻站。
1、工作表现
试用期内，付松先后与滑璇、胡杰和陈晓舒三位编辑合作，编辑们均表示不满意。具体表现在，没有深度思维、资料堆砌、不能理解编辑意图、调查能力欠缺，等等。如，有编辑反映，初稿抄写百度百科内容、没有自主采访；沟通困难，似乎能听进去，但是表现油滑、不能理解。
与付松最后对话时，我本人花了较多时间与其沟通业务问题，但在其笔下均未呈现。事后称其自主离职，是考虑到如果直接表示其业务水平不够，是不是对其今后的记者生涯有影响。
2、纪律性问题
付松曾答应于某日上午七点交稿，但自前一晚起失联（电话、微信不接不回），持续两天失联至第三日（我甚至通过其同住室友来确认其安全），事后称交稿延迟，无任何说明。
3、程序问题
人力提交付松的转正申请时，我本人并不知道人力已向付松提出可以转正，其转正申请没有通过。因付松转正日期在5月6日开始，人力张钰表示其5月5日休假，将表格交给我，希望我在假期内让付松签字，自主离职。
回顾此事，我本人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缺乏管理经验，与记者沟通时有些想当然了，把事情简单化，没有顾及其他。有些表述没有站在付松的角度，缺乏同理心，引起误会。做出让付松离职的决定有些晚，后期被动。另外，对报社的人力流程不熟，等等。
在此，向此事给报社带来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今后将更加注重言行与记者管理，继续学习成长。
再次致歉。
当外界对《新京报》的残酷和做事不讲游戏规则展开抨击的时候，《新京报》内知情的内部员工，也站出来说话了。
“@火柴”（ID：柴姐ye话）的《新京报》员工专门写了《你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的长文：
付松老师那篇“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引起了各路人士对新京报的讨伐。我非常非常尊重有新闻理想的人，也认为新京报在流程上出现了非常不专业的操作，但接下来，我想说一些，付老师隐藏的事实。
1.为什么被离职，心里真没点儿数吗？
有人说看到付松的稿费、他贴出来的稿子（大部分是合写），看出确实没完成工作量。而且付松每次出差时间很久，但采访不足，让编辑们很头疼。然而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新京报一贯爱惜有热血的记者，你可以跟领导拍桌子骂街，你可以文字功底不好（报社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记者最重要的是拿料能力，如果能写得好那自然最好，如果写得一般，编辑会下功夫给调教好）。
但是有两条非常禁忌的事情：
1.绝不允许出现在网站上复制粘贴这种行为。
2.不能没有正当理由地失联。
而付松的初稿里会出现诸多百度百科以及其他网络复制来的资料，自主采访欠缺（我不怕撕逼，反正编辑手里有证据）。屡次沟通效果均不明显，最后河南的那次采访，编辑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又派了一个记者去补充采访。
还有未在规定日期交稿，然后直接失联两天，电话微信均不回。失联的原因是：“因为写不出稿子来，关机想静静。”
这些付松都避而不谈，巧妙地利用新京报的程序漏洞带节奏，从这一点来看，他蛮适合做自媒体的，即便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也不耽误文章10万+，也不耽误大家为他鸣不平。
付松的公众号文章说：4月22日被人力通知4月24日之前到人力填写转正申请表。但因着急去河南调查黄河文化基金会非法集资，所以拖到26日。看文章中写他是交完这张表才去了河南，所以因为着急去河南而拖到26日，这个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咋看不懂呢？
2.涂重航挖人始乱终弃？
我先说个大背景，一年多以前，付松主动找过来想加入新京报，但当时没有驻外这一说，就没答应。今年准备开放了，就邀请他过来。
不知道怎么就被各路神仙臆测成涂重航大力说服他抛妻弃子地来北京，说涂把他“骗来的”。付松文章写得很明白，他回家跟家人商量了，他自己也是怀揣理想非常愿意过来的，涂也没有用什么情怀啊待遇啊忽悠他，正常面试、试用，而且只在北京三个月，渲染得那么凄惨干嘛？
3.新京报这边的程序问题，有错，得认。
转正申请这个程序，我觉得还算正常。人力看到转正日期将近，会发给记者申请表。记者填好后，再发给主管签字，主管会认定其是否通过转正。
深度部主编陈薇请他吃饭，跟他谈话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直接饭桌上掏出离职证明，这波操作真是太受诟病了。
一般情况下，签署自己主动离职的证明，是为了让大家脸上都好看。毕竟直接让HR直接跟你说辞退你，让同事知道你是被开除的，蛮打击人的。但是饭桌上掏出一个离职证明，也真不是多高明的做法，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程序上，都是不对的，这个真是要认真反思并且改进。
在当前这个大环境下，付松愿意来新京报做深度报道，这个心我是非常敬佩的。我当初因为“挖料”能力不错，部门主编想推荐我去深度部做调查记者，但几番沟通了解之后，觉得这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需要采写能力俱佳、需要有一颗大心脏、要能沉住气，最重要的，要承受来自各方太多的压力和威胁。
虽然我最终没有勇气进入这个部门，但新京报深度部，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尊敬的地方，我今天如此想要发声，就是因为我不能允许它被人这样误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还真当不了深度部记者，这都沉不住气想要跳出来喊话。而部门里那些记者和编辑，受过太多委屈和误解，已经习惯了吧。
我至今记得跟一位深度部记者吃饭时，他手机接连不断地骚扰电话、威胁信息，我心塞到吃不下饭，他说，习惯了，还不能不看手机，怕漏掉重要信息，怕编辑想找他时联系不上。
我其实挺理解付松在“新闻理想被浇冷水”之后的难过，也理解每个人发表言论都会隐藏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但我很难过有那么多昔日的媒体人落井下石，看到那么多读者和其他行业的人被误导。
我当然知道新京报存在诸多问题，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还是要说，新京报里，有着最优秀最让人敬佩的记者，它依然是想做新闻的同学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眼泪还未干，热血还未冷。
我自己是新闻系毕业，我非常不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们，学习这种断章取义煽动情绪的操作，也许这样很容易10万+，但是最终对得起自己新闻理想的，是那些一篇篇采访详实、真实客观的稿件。
最后提个建议，新京报在一些人事方面的工作，确实不太专业，从创刊至今这么多年，有过那么多不美好的经验，请长记性，尽快完善程序上的漏洞吧。
“@金彧@新京报”，则是顶着时差的困扰，在微信群里写了“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1、有关是否主动挖谁以及驻外；据我了解，付老师的截图时间本可以更靠前。因为涂老师联系他之前，他曾主动联系我报，表露希望可以来报社【此处可以找付老师要2018年9月前更早的截图】；同时，确实新京报一直没有正式的驻外地记者，之所以春节后付老师才来新京报，是因为春节前后正式确定可以尝试此举。
2、有关业务能力。我不做评价，据我了解，记者个人行为不牵涉其前机构，我们绝非拖友媒下水，此处希望老师们不要妄加揣测；
3、备受争议的辞职申请流程。据我了解，按照报社规定，人力资源部在员工试用期即将满的时候，会让记者填写转正申请。记者填完之后，再交由分管部门领导确认，如果领导确认可录，就录用签订正式合同；如果部门领导不同意，那么是可以严格按照程序对该记者辞退。人力部门考虑到付老师是老记者，希望不影响下一份工作，才让付记者主动离职的。为何是陈主编去？人力这边一方面休假，另一方面，时间赶，付老师4月底出差时恰好是部门领导决定不录用的时候。五一节后的月6日，就会自动转正了，因此，赶在了五一前，也希望不要太伤和气，选择了商场餐馆。
这期间都是自愿的，没有所谓的胁迫。如果有任何不当行为，法律在那里，可以去告。
第四：据我了解，我们抱有极大的善意，尽最大努力不影响付老师前程。
我毕业至今都在新京报，我了解到的是这里求贤若渴，即便行业凋零，依然在以最大的诚意去发掘优质采编人员。（略有删减）
第三方：钛媒体创始人、总编辑赵何娟
我看了涂总的回应，是有一些不敢苟同的。
做新闻调查，前线记者其实最需要的是后方编辑的理解，资深编辑的不断沟通，而不是严苛的纪律。好的调查记者其实都是比较懒散的，我以前也比较懒散，懒散的背后是每天无休无止的焦虑感，有时候一整晚焦虑都睡不着，我还比较理解回应里写的付记者交不出稿关机的心态。
好的调查报道，真的不是靠军队纪律一样几点交稿，几点出勤这样考核出来的。需要给记者空间。两个月时间又是刚来北京，做了那么多稿子，先不说质量，看起来已经不是一个不勤奋的记者了。
多年前，我从上海刚来北京的时候，没朋友没有住处，就住在胡舒立家里蹭吃蹭喝住了好几个月，那段时间都主要是熟悉环境，稿子都写不出来。按照新京报涂总的这个逻辑，我应该早就被财新劝退了。
都说大新闻环境变差了，没有好记者了，其实我们应该反思我们这些做平台的，小环境还能不能给好记者更多空间和时间了。连钛媒体现在都可以做到支持记者最长5个月去做一篇深度报道，新京报为何不能给予年轻记者更多的空间呢。
即便考核不合格，也还是可以更人性化一些，给予多一些时间，我们永远不要去掐断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